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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竊罪的審查認定與疑難問題處理
          2022-12-28 07:51
          來源:政華公考

          盜竊罪的審查認定與疑難問題處理

          一、“多次盜竊”的認定

          (一)次數認定

          對多次盜竊的次數認定應進行實質的判斷。刑法中有處斷的一罪,就是行為人在統一犯意下連續實施數個相同行為,但在刑法上將其作為一個整體行為進行評價,即連續犯。在上述盜竊案例中,行為人基于統一或者概括的故意(非法占有的目的)連續實施盜竊行為,行為人進入宿舍并盜取其中的財物的目的,不論這些財物是從哪個房間取走的或者是從幾個房間取走的,在上述犯意支配下實施了一系列的盜竊行為,應將上述盜竊行為作為一個行為整體進行評價。

          (二)時間限定

          對多次盜竊中的次數認定應有時間的限定。多次盜竊的立法本意是打擊所謂的“慣竊”,一定時間內實施違法行為的次數達到多次,可以作為行為人主觀惡性及人身危害性之認定。具體時間限定,司法解釋中已予以明確。根據《2013年司法解釋》第3條規定,二年內盜竊三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多次盜竊”。即多次盜竊的認定應限定于二年內的多次盜竊。

          (三)認識限制

          根據刑法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要求行為人對自己客觀實施的行為具有主觀認識。多次盜竊中的“多次”當然是構成要件的客觀要素,但是,不應當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多次”這一要素。在此不是摒棄對主觀認識的要求,而是對主觀認識內容作準確界定,只能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在實施盜竊行為,具有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故意,而不能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是在實施“第幾次”盜竊行為,否則將會出現記憶力的強弱影響多次盜竊的認定,記得自己實施過三次及以上盜竊行為的犯罪嫌疑人以具有“主觀認識”構成盜竊罪,反之,則不能成立盜竊罪。行為人也將以“對盜竊次數無認識”為由為自己的罪行開脫,這種情況顯然不合情理

          (四)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應納入盜竊次數范圍

          在法理上,將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計算在多次盜竊的次數之內,并不違反重復評價原則。首先,禁止重復評價原則作為刑法特有原則,評價的主體應該是刑法。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部門法的協調性,使某一領域的法律現象并不絕對排斥其他法律評價,在本領域法律所調整的不能有效評價的情況下,才引入其他法律調整。盜竊行為經行政處罰后依然未改過,顯然該行為已經超越行政法調整的有效評價,該行為所表現的對法益的侵害和人身危險性需要性質更加嚴重的刑法評價才能有效評價。其次,重復評價原則僅適用于刑事責任類型范圍內,行政處罰與刑罰處罰是不同性質的處罰類型,因此將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作為認定多次盜竊的依據并沒有違反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

          在法律上,將已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計算在多次盜竊的次數之內也有法律依據。首先,刑法將多次盜竊作為與盜竊數額較大、入戶盜竊和扒竊并列的盜竊罪的定罪根據,對盜竊行為是否已經受到過行政處罰并沒有做排除規定。其次,多次盜竊的處罰根據在于通過多次盜竊行為所體現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受到過行政處罰的行為人再次實施盜竊行為足以體現其“屢教不改”的主觀惡性,與刑法上從重處罰累犯的做法是完全契合的。最后,多次盜竊的規定是將“幾次”盜竊行為作為一個法律上的整體行為進行評價,每次未達到盜竊罪認定標準的盜竊行為作為這一整體行為的一部分進行評價,如果排除受到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的次數計算即否定了這種整體評價,那么每次未達到定罪標準的盜竊行為只能通過行政處罰的方式進行處理,多次盜竊的規定也將形同虛設。因此,受過行政處罰的盜竊行為應在多次盜竊的次數計算范圍內。

          二、“入戶”的認定

          (一)準確把握“戶”的范圍

          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入戶盜竊”的“戶”解釋為:家庭及其成員與外界相對隔離的生活場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帳篷以及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等。對于行為人而言,此住宅到底有無人居住并不要求其有著明確的認知,只要其對此住宅是供人居住的場所這一性質是明知的即可。無人居住的住宅仍然具有“戶”的生活性、封閉性特征,并不會因為有無人居住而改變,仍應視為“戶”。

          (二)行為人實施了入“戶”行為

          “入戶”主要有如下幾種方式:一是翻窗(墻)而入。這是比較傳統的盜竊犯所采用的入戶形式。二是溜門撬鎖而入。這也屬于比較傳統的入戶形式,不過通常要求行為人具有相應的開鎖本領。三是欺騙手段而入。例如行為人通過冒充軍警、推銷員或者是維修人員等,獲得被害人的信任進人戶內。四是以伸入方式入戶。即行為人部分身體進入戶內或者身體沒有進入戶內,而是借助某種工具竊取戶內財物的行為。如行為人借助一些繩子、竹桿、鉤子等,從戶內竊取財物。

          (三)行為人“入戶”的目的是實施盜竊

          如何區分入戶盜竊和入戶后臨起意盜竊?可以結合以下幾點綜合考慮:一是入戶的時間。行為人入戶的時間對于判斷入戶的非法性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夜入民宅,非奸即盜”等民諺均是歷代防盜經驗的總結。行為人深夜潛入被害人家中,其入戶目的的正當性減弱,其實盜竊犯罪行為的蓋然性相對增高。二是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的關系。如果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時互不往來,甚至彼此不認識,則行為人入戶目的非法性增強。三是行為人供述的入戶目的合理程度。依據常識及一般人的判斷,行為人所供述的入戶目的合理性越高,其入戶目的非法性越低。四是被害人對住所的安全保障程度。例如,被害人家中大門緊鎖,行為人翻墻而入,其入戶目的的非法性增強。

          三、“攜帶兇器”的認定

          (一)對“攜帶”的理解與界定

          攜帶,是指在從事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場所,將某種帶在身上或者置于身邊的附件,置于現實的支配之下的行為。關于攜帶兇器盜竊行為中的“攜帶”,應綜合以下兩個方面理解與界定:

          1.本罪的“攜帶”只要求行為人認識到自己攜帶了兇器即可,行為人所攜帶的兇器在作案過程中被使用的蓋然性程度的高低,與認定“攜帶”有著密切聯系。攜帶兇器盜竊時是否要求所攜帶的兇器具有隨時使用的可能性?攜帶作為一種現實支配行為,此時的兇器應具有隨時使用的可能性。假如行為人將兇器藏于樹下,然后步行一段距離再行竊,此時該兇器因不具備隨時使用的可能性,并不會對被害人造成即時的人身危險,因而不宜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2.“攜帶”的兇器是否要求向他人明示的問題。“攜帶”本身并不包含行為人將兇器對外明示或者暗示的外延。如果行為人在實施盜竊行為后,為抗拒抓捕、轉移贓款、毀滅罪證而明示的,可依照《刑法》第269條的規定,以搶劫罪定罪處刑。但是,若行為人將其為實施盜竊而攜帶的作案工具,如鉗子、刀等向被害人明示的,如何認定?從主客觀歸罪的角度分析,若行為人主觀上既有對被害人以暴力相威脅的故意,客觀上又對外明示或暗示的,可以認定為搶劫;若行為人在客觀上對外明示了攜帶的作案工具,但主觀上只是為盜竊而使用的,且該作案工具明顯缺乏殺傷力的,仍應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二)對“兇器”的理解與界定

          兇器,是指在性質上或者用法上,足以殺傷他人的器物。兇器必須是用于殺傷他人的器物,不可與一般作案工具等量齊觀。參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搶劫、搶奪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亦可將攜帶兇器盜竊中的“兇器”區分為性質上的兇器和用法上的兇器。性質上的兇器,是指爆炸物、槍支、管制刀具等國家禁止個人攜帶的器械,對此參照我國現行相關法律規定即可認定。

          用法上的兇器,是指從使用方法來看,可能用于殺傷他人的器物。如家庭使用的水果刀,用于削水果時不是兇器,但用于或準備用于殺傷他人時則是兇器。此類兇器作為一種規范性構成要素,其客觀性與具體性大打折扣,在司法實踐中需要司法人員的自主判斷。那么,究竟在何種情況下,才能將具有殺傷力的器物認定為兇器?對此,有學者認為應綜合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因素:(1)器物的殺傷技能的高低。該器物殺傷技能越高,被認定為兇器的可能性越大。(2)器物供殺傷他人使用的蓋然性程度。若行為人所攜帶的器物是違法犯罪人通常用于違法犯罪的兇器,則被認定為兇器的可能性較大。(3)根據一般社會觀念,該器物對生命、身體財產危險的可能性大小。比如,絲巾可能勒死人,但系著絲巾盜竊的,不屬于“攜帶兇器盜竊”,這是因為一般人不會對絲巾產生危險感。(4)器物被攜帶的可能性大小。通常情況下,行為人不會攜帶菜刀、殺豬刀等外出,若行為人攜帶這些物品實施盜竊,理應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另外,刑法將“攜帶兇器盜竊”入罪而未作數額限制,其目的在于加大力度保障民眾的人身權利。因此,除上述兩種類型的兇器外,足以使他人產生危險感的器物也應認定為兇器。原因在于,攜帶兇器盜竊的行為人對人身權利的侵害,只是一種危險性或傷害的可能性,故而不要求此種器物具有明顯殺傷力。用于盜竊的作案工具,只要具有可能使人產生危險感、可能攻擊他人的性質,即可認定為兇器,如鉗子、水果刀等。但對此應作嚴格限制,不可擴大適用。

          (三)對攜帶兇器盜竊中“盜竊”的理解與認定

          攜帶兇器盜竊的預備行為只是具有對他人的潛在危險,而不是具體、現實的侵害,不能直接對法益造成侵害后果與具體危險狀態,因而對法益的威脅并不緊迫,在通常情況下沒有值得科處刑罰的實質違法性,故而一般不予處罰。因此,只有當攜帶兇器盜竊具有使他人喪失財產的緊迫危險或者對他人人身安全造成危險時,才是攜帶兇器盜竊的著手,即只有實行行為開始之后的“攜帶兇器盜竊”才具有刑事可罰性。

          攜帶兇器盜竊構成盜竊罪,不要求達到數額較大,只要行為人攜帶兇器盜竊了具有一定價值的、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物,即成立盜竊罪。此外,既然攜帶兇器盜竊的規范目的在于保護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而刑法又并無數額要求,那么,即使攜帶兇器未盜得任何財物,只要對他人人身造成了侵害的危險,亦應成立盜竊罪。

          (四)如何界定“攜帶兇器盜竊”的主觀要件

          1.為壯膽攜帶兇器。此種情形,行為人是有意識地攜帶兇器,雖然主觀上只是希望壯膽行竊,但若被人發現則極易對所攜帶的兇器加以使用,造成人身傷亡的慘劇。因此,只要行為人攜帶實施了盜竊,即可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此外,行為人借兇器壯膽并不包含向他人明示的行為,否則構成搶劫罪。

          2.為方便盜竊攜帶兇器。此處假定行為人攜帶的就是“兇器”,如斧頭,而其目的是在盜竊車上物品時用于砸車窗而備,此時該兇器僅為一般作案工具,該如何認定?應區別對待:若行為人在實施該行為前,已查看好周圍及車內都不可能有人,此時應認定為普通盜竊;若行為人并未確信有無人的情況下,攜帶兇器實施了盜竊,此時應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

          3.為逃避抓捕等攜帶兇器。行為人為了在行竊的過程中被人發現時能反擊而攜帶兇器的,若在行竊的過程中未使用、亦未向他人明示兇器的,應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若行為人為抗拒抓捕等原因當場使用、明示兇器的,則認定為轉化型搶劫,以搶劫罪處刑。

          4.為警示他人攜帶兇器。行為人在盜竊的過程中,故意向他人明示其所帶兇器,警示、威懾他人,以達到使他人不敢反抗的目的,此時應認定構成搶劫罪。問題是,行為人攜帶兇器只為方便盜竊,卻被他人無意間察覺,以致不敢反抗的,如何認定?行為人在既沒有威懾他人的故意,也沒有使用兇器的意識,甚至沒察覺該兇器已“暴露”時,應認定為攜帶兇器盜竊,而非搶劫。

          四、“扒竊”的認定

          (一)扒竊的基本特征

          扒竊原本是一日常生活用語,其含義并不明確。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盜竊類型,扒竊轉化為一個法律術語,因此明確其基本含義就成為認定這種類型的盜竊罪的重要內容。根據《2013年司法解釋》的規定,扒竊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平和的非暴力手段,在公開場所取得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的行為。這一定義表明,扒竊行為除了具有盜竊行為的一般特征之外,還具有以下兩個特征:

          1.扒竊行為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這是區分扒竊與普通盜竊、入戶盜竊的主要標志之一。將扒竊行為作為一種獨立的盜竊類型并予以嚴懲的理由在于這種行為不僅侵害了公私財產安全,也侵害了公眾對社會安全的信賴,因此,其危害大于普通的盜竊行為。扒竊行為只有在公共場所,才能使不特定民眾看到并感知,從而轉化為對自己財產安全的擔憂,進而轉變為整體社會安全感的降低。換言之,扒竊行為的危害性只有在公共場所方能得以彰顯。脫離了公共場所這樣特定的條件,盜竊行為尚不足以造成上述危害。另外,公共場所的高流動性、高密集性以及人員的陌生性等特征,給扒竊行為的實施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扒竊行為就不可能發生?!?/span>2013年司法解釋》將公共場所與公共交通工具作了區分。公共交通工具作為扒竊的場景,所注重的是高流動性、高密集性以及人員的陌生性等與公共場所相同的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交通工具本質上就是公共場所的一種。因此,發生在公共場所是構成扒竊的重要特征。

          2.扒竊所指向的對象應當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扒竊行為之所以成為一類特殊的盜竊行為,除發生在公共場所外,另一個特征就在于其竊取的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這些財物由于與人身緊密相連,一旦被盜,會顯著加重民眾對社會治安以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擔憂。因此,扒竊所竊取的應當是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

          (二)對扒竊需要把握的重點問題

          1.扒竊所針對的對象應當是值得刑法保護的財物。如果財物并不值得刑法保護,則針對該財物的扒竊行為不宜認定為盜竊罪。例如,行為人在公共場所扒竊他人隨身攜帶的餐巾紙、名片、廉價手帕等物品的,不宜認定為盜竊罪。但是對于扒竊他人攜帶的信用卡、交通卡、身份證的,應認定為盜竊罪。雖然扒竊構成盜竊罪沒有數額的限制,在認定扒竊行為構成盜竊罪時無須考慮盜竊數額,但是對于扒竊普通財物的行為,也應有一定的標準,否則就不當擴大了處罰范圍,其具體標準可以在低于一般盜竊的“數額較大”的前提下,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確定。

          2.雖然扒竊必須發生在公共場所,但并非發生公共場所的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都構成扒竊。對公共場所應做實質理解,以是否對民眾造成不安全感作為判斷標準。

          3.在認定扒竊時,需要考察行為主體的情況。對于非團伙作案,且系初犯或偶犯實施扒竊行為的,不宜認定為構成盜竊罪。

          4.扒竊行為是否存在未遂。從形式上看,刑法確實沒有對扒竊及其既遂形態作出限定,就此而言,如果行為人實施扒竊行為,并未實際取得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可以認定為盜竊未遂,但對于這種形式上的盜竊未遂,并不意味著對這種行為一概都以犯罪論處。這種行為,是否以犯罪未遂論處,仍然需要考察規定扒竊行為的規范目的,只有在這一行為確實侵害他人的財產權利和公共場所安寧的情況才能以盜竊未遂處理,這需要法官在實踐中作出具體的實質的判斷。

          五、親屬相盜行為的認定

          家庭成員和近親屬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以及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員。在我國,1985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要把偷竊自己家里或近親屬的同在社會上作案的加以區別〉如何理解和處理的請示報告》的批復和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都認為近親屬盜竊一般不作犯罪處理,即使需要作為犯罪處理,也應該與一般盜竊犯罪有所區別。

          對家庭成員及近親屬之間的盜竊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是具有合理性的,理由如下:

          家庭成員或者近親屬之間的財產所有、占有關系往往不是十分明確,尤其是在中國傳統的大家庭中,有時候很難分清財產的準確歸屬,有些也許就是大家共有的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明確誰是財產的合法占有人往往是困難的、甚至當事人對財產的歸屬也會產生誤解,由此發生的親屬間盜竊可能只是一場純粹的親屬間財產糾紛。

          從行為人一方來看,盜竊親屬或家庭成員的財物與盜竊其他人的財物,在心理感受上也有較大差別,很多人往往缺乏違法性認識,事實上他們根本不認為這是違法行為。與明知故犯的盜竊相比,主觀惡性大大減小,因此不應當和一般盜竊行為相提并論。

          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他們一旦發現財物是被自己的親屬或家庭成員所盜,一般情況下都不愿意使行為人受到刑事追究。普遍的做法是將其作為自己家族內部的事務來處理。

          對于大部分百姓來說,親屬相盜是親屬之間或家庭內部的事,“清官難斷家務事”,由親屬或家庭內部自行處理是最好的方式。

          正是因為考慮到行為人的社會危害性小,主觀惡性不大;加之被害人和社會公眾都傾向于將矛盾化解于家族內部,那么用來調整社會關系的刑法在保護財產關系的同時,應充分尊重財產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意愿,減少不必要的司法投入,同時,還可以維護家庭的和諧與穩定,從而維護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需要注意的是,親屬相盜必須嚴格限制,規定只能適用于親屬之間,而且必須同時限定其所適用的親屬范圍。親屬關系范圍的確定,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1985年3月《關于<要把偷竊自己家里或近親屬的同在社會上作案的加以區別〉如何理解和處理的請示報告》的批復解釋,“近親屬”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偷竊近親屬的財物,應包括偷竊已分居生活的近親屬財物;偷竊自己家里的財物,既包括偷竊共同生活的近親屬財物,也包括偷竊共同生活的他方非近親屬的財物。另外,行為人對親屬關系的錯誤認識不影響對其成立一般盜竊罪的認定。

          六、網絡盜竊行為的認定

          根據《刑法》第264條規定,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這里的公私財物就是他人占有的公私財物。這里的他人即是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包含自然人和單位。他人占有則意味著他人享有該財物的所有權或者基于占有、支配之現實,享有保存和歸還財物的義務。如果在占有期間該財物弄丟或毀壞,占有人依照法律應負賠償的責任。根據《刑法》第91條的規定,公共財產是指國有財產、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以及用于扶貧和其他公益事業的社會捐助或者專項基金的財產。此外,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集體企業和人民團體管理、使用或者運輸中的私人財產,以公共財產論。

          雖然刑法中關于財產的規定有著細致的劃分,但隨著科技進步,生活方式的多樣,近年來,盜竊QQ號碼、游戲設備等案件越發頻繁,這些新生事物不能與前述刑法所列各項簡單地一一對應。不僅只有那些有體物才是所謂的財物,而主要看其是否能被管理,財物是指同時具有可移動和被管理的特點。我國司法實踐中認同盜竊罪犯罪對象是包含無體物的,如電力和電信號碼?!缎谭ā返?65條明確規定,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號碼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以盜竊罪定罪處罰。實踐中,偷盜無形能源,如天然氣、電、氣等行為,也均按照盜竊罪論處。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財物包括無體物。原因在于:只有具有管理可能性,這個對象才有流通的可能,也就會體現它的價值所在,其成為財產犯罪的對象才有規制的意義。隨著社會更新進步,盜竊罪的對象也已不再單單被限制表現為有體物。法律應該與時俱進,根據目前社會的需要來擴充“財物”的范圍,全面地評價盜竊行為。在當今網絡時代,具有價值性和管理可能性但不具有有體性的財產比比皆是。比如網游賬號、QQ賬號、QQ幣等網絡虛擬財產等。

          (一)虛擬財產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我國刑法沒有明確虛擬財產是何法律本性,對竊取虛擬財產的行為也沒有詳細的條文規定。虛擬財產是指存在于網絡空間中,由網絡運營商或者用戶付出一定的勞動和精力后產生了一定的價值,可以與現實空間中的事物進行等價交換,且由所有者實際占有和使用的一類事物的總稱。滿足這些條件的都可以為虛擬財產。首先,虛擬財產具有虛擬的特點,其留存在虛無的空間中,雖然是無體的,但是可以在現實空間中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檢測出來;其次,虛擬財產作為財產的一種,也具有可管控性,其由開發商所創造,被人類所控制和管理;最后,其具有最本質的特征是具有價值性,需要開發人員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時間和精力,聚集了無差異的一般公民勞動成果,可以進行等價交換。

          虛擬財產是可以作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的:首先,虛擬財產屬于公私財物的一種,有其自身的價值。虛擬財產在現實中是具有使用價值的,例如使用支付寶和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臺支出錢款時,都是網絡虛構的平臺中的數字顯示,但是完成了互易,其就是具有現金同等價值的虛擬財產,只不過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虛擬財產屬于財產的范疇,虛擬財產的獲得是付出了一定的時間和精力等個人勞動從而具有同等的價值的一類“財產”,所以可以作為財產類犯罪的犯罪對象。其次,把虛擬財產列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才能夠保護法益,遏制盜竊行為?,F如今網絡盜竊行為類型多樣,頻繁出現,如果認為虛擬財產不可以作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則會導致相類似的“二維碼案”,乃至網絡平臺上或者利用網絡進行盜竊的行為將無法得到合理的處理,嚴重侵犯權利人的權利。如果將虛擬財產認定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這些犯罪行為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有效地保護權利人的利益,為行為人的行為劃上警戒線。

          (二)財產性利益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明確財產性利益的范圍是什么,是討論其是否可以成為盜竊罪犯罪對象的基礎。財產性利益在理論上被一般大眾所承認的是勞務、債權債務以及各類型的服務。有疑問的是,繼承權以及獲知密碼后享有隨時可以取款的賬戶,是否屬于財產性利益。

          從本質上說,財物和財產性利益這兩種類型是并列關系。財物是一類物理性質的有形財產,財產性利益是虛擬抽象的財產。財物借助具體物品的物理特性來反映財產價值的大小,財產性利益借助某些替代來表現自己具有的經濟價值,這種替代可以將其轉化為類似于現實生活中的財物。但在此以前,對于得到好處的人來說只是一類可期許的利益。財產性利益的留存狀態享有客觀性,財產性利益并非必須找到物質載體來轉換其價值,只要得到公眾的承認,哪怕沒有物質載體也可以完成財產性利益的經濟價值。財產性利益具有可轉移和可交換的特點,權利人是不是滿足對財物的享有程度幾乎等同于在現實生活中對財產性利益的占有狀態。

          債權作為一種財產性利益,在二維碼案中,當顧客完成支付行為,商家收到錢款時,即實際上轉化為了債權所代表的現實化財物,擁有可以使用的財產性利益,決定了債權是可以作為盜竊罪犯罪對象的。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網絡中的盜竊行為方式多樣,如果否定財產性利益可以作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那么實踐中出現財產性利益被竊取的行為,就不能得到有效制裁,會給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導致法益得不到有效保護。

          (三)網絡有償服務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網絡有償服務指那些聚集了提供者的勞動,具有一定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屬于商品的范疇,可以用來交換的網絡服務,如提供網絡通信服務。普遍的網絡有償服務被竊取使用是行為人竊用他人網絡中的有償服務的、密碼從而享有不用花錢就可享受的網絡服務資格。網絡的普及,各種各樣的網絡產品迎來了商機,例如商場中商用網絡系統和網絡使用權的提供者基本都購買或者租用網絡服務器,并在取得有關許可的情形下向用戶提供網絡連接、網絡購買及網絡查詢等服務。用戶在交納一定的使用費后可享有提供者帶來的正常功能服務及后期的一些技術支持服務。目前這種有償服務包括互聯網服務、網絡收費郵箱、網上教學、網上特定資源的下載等。行為人使用一些技術手段控制網絡提供商的通信通道,盜用其網絡服務給自己使用或者再將此低價轉賣給其他用戶,賺取高額利潤,就是盜用網絡服務,如“無線蹭網”行為。傳統的盜竊是指在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保管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轉移了財物占有的行為,而盜竊網絡服務不同于傳統盜竊。盜竊網絡服務行為中,行為人盜竊的對象不是有實質物質載體的財物,而是無形的網絡服務。這種服務具備一定的價值屬性,可以拿金錢或者其他標準去衡量其自身具有的價值狀態,具有可交換性。從本質上來講,盜竊網絡服務案件中盜竊的對象實際就是服務提供者所享有的債權。因為從網絡服務所賦予的雙方的權利與義務來分析,提供者給予服務后,接受方須付出合同所約定的對價,提供者就所提供的服務獲得相應的債權。從交易習慣來看,這種合同的履行,通常是服務接受者先交付對價之后再享受網絡服務。所以,在行為人盜竊了網絡服務的情況下,服務提供者交付服務但沒有得到相應的對價。所以盜竊網絡服務的行為人相當于盜竊了網絡服務接受方享有的債權。而且,這種盜竊網絡有償服務的行為是可以被量化和衡量的,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诖?,網絡有償服務也能夠作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四)重要的信息數據為盜竊罪的犯罪對象

          隨著科技的進步,更多的單位頻繁利用各種新型科技工具進行經營管理。資料的網絡化既提升了數據獲取的方便,同時也加大了數據被泄露,重要信息被竊取的危險。有資料表明,很多企業的客戶資料因其重要價值,被許多網絡黑客瞄準。

          信息數據雖然是無體物,但其中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信息數據在現行刑法中作為保護的重要對象,竊取信息數據行為的性質因對象不同性質有所不同,具體來說,有侵犯商業秘密罪、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非法侵入計算機信息系統罪、為境外竊取國家秘密情報罪等。從我們國家對于竊取信息數據構成前述罪名可以看出,重要的信息數據因其特定的價值而被保護。因此,信息數據在當今時代也是刑法所保護的重要對象,屬于刑法范疇中的財物。

          七、共同盜竊行為的認定

          盜竊的共同犯罪形態即共同盜竊,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盜竊。首先,從主觀上講,共同盜竊人具有共同的意思聯絡,即具有共同盜竊故意;其次,從客觀方面看,各共同盜竊人的行為均指向同一犯罪事實,彼此聯系,互相配合。

          共同盜竊犯罪的形式多種多樣,如果按照行為人是否形成了固定的組織體系來劃分,共同盜竊可以分為一般共同盜竊犯罪和盜竊集團的共同盜竊犯罪。另外,在司法實踐中,還需注意不構成共同盜竊的幾種情形,例如,同時盜竊,二人以上在同一地點先后盜竊,無通謀的事后銷贓、分贓行為等。事實上,區分是不是共同盜竊,關鍵要看行為人之間是否具有共同盜竊的主觀故意。

          共同盜竊行為人所承擔的刑事責任應該以行為人木人參與的共同盜竊數額為依據。共同犯罪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彼此聯絡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并在此共同故意的支配下,實施了共同的犯罪行為。對于行為人來說,只有當自己實際參與到共同犯罪中,才能與其他行為人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從而成為共同犯罪人。據此,共同犯罪中的行為人應該對自己所參與的共同犯罪的結果承擔刑事責任。那么,在共同盜竊犯罪中,共同盜竊行為人就應該對自己所參與的共同盜竊的數額承擔刑事責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參與”應該作廣義地理解,包括組織、策劃、指揮、教唆或是幫助等。對此,我國相應的司法解釋已經有所體現.《1998年司法解釋》第7條明確規定:“審理共同盜竊犯罪案件,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形對各被告人分別作出處理:(一)對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應當按照集團盜竊的總數額處罰。(二)對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加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共同盜竊的數額處罰。(三)對共同犯罪中的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盜竊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并依照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span>

          八、自助購物盜竊行為的認定

          2019年1月以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發現超市自助購盜竊犯罪頻發,共計受理該類審查逮捕案件6件6人,審查起訴案件27件30人。主要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自助結賬通道無人收銀、無人核查的空檔,通過不掃碼或者掃碼后不結賬的方式直接將商品帶出超市。該類案件頻發,既有部分顧客貪小便宜、心存僥幸、法律意識淡薄的內因;也有超市監督辦法跟不上、管理制度不嚴格、配套措施不到位的外因,導致未結賬商品容易被帶離超市,既為不法分子留下較大的操作空間,也讓其他人面臨較大的誠信考驗。此類案件一般以“多次盜竊”認定盜竊罪,呈現盜竊次數較多但盜竊數額較小的特點,行為人多為案發超市附近居民、主觀惡性不大。相較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住址固定、收入確定、職業穩定的行為人占比較高。以家庭為單位多人共同實施盜竊的現象較為常見。根據上述分析,超市自助購盜竊案件犯罪嫌疑人一一般社會危險性和人身危險性都不大,檢察機關應寬嚴相濟依法辦理,少捕慎訴,對采取行政處罰更為適宜的案件應建議公安機關進行行政處罰,幫助犯罪嫌疑人改正錯誤、回歸社會。另外,以幫助超市挽回經濟損失、震懾同類犯罪人為宗旨,必要時對當事人雙方進行調解,服務企業做好普法宣傳。

          九、盜竊罪與易混淆罪名的區分

          (一)與詐騙罪的區分

          《刑法》第264條和第266條分別規定了盜竊罪和詐騙罪。兩者同為侵犯財產罪,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處,因而在實踐中經常將兩種犯罪混淆,導致不能正確定罪量刑。其實,兩罪在本質上還是有很大區別的。詐騙罪是指行為人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使財物權利人(如所有人)陷入錯誤認識,并且使財物權利人在這種錯誤認識下處分財物,使得權利人受損而行為人受益的行為。然而,盜竊罪卻與此不同,具體是指行為人采取秘密竊取的方式取得他人財物的行為。

          從本質上看,盜竊罪與詐騙罪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行為人客觀上采取了何種方法行為,究竟是采取了欺騙的方法,還是采取了秘密竊取的手段;二是財物權利人是否具有處分其財物的意思和行為。首先從第一個方面來看,行為人客觀上采取的行為方式是區別上述兩罪的一個重要標準。一般來說,盜竊罪的行為人在客觀方面采取的是秘密竊取的手段方法,而詐騙罪的行為人采取的是隱瞞真相和虛構事實的欺騙方法。誠然,盜竊罪的行為人有時候也會采取欺騙的手法取得他人財物,此種情況下如何判斷區分盜竊罪和詐騙罪,就涉及第二個方面的區別標準。第二個方面的區別標準可以說是盜竊罪與詐騙罪的最本質區別,即財物權利人是否因為行為人的欺騙產生錯誤認識,并在此基礎上“自愿”地處分其財物。如果財物權利人是“自愿”交付財物的,那么行為人構成詐騙罪,否則構成盜竊罪。當然這里的“自愿”是表面現象,從根本上講,詐騙罪中的行為人取得財物是違背權利人真實意愿的。比如:甲聲稱會變魔術,能讓錢有多少變多少。乙聽后,信以為真,遂拿出100元現金交給甲,甲將100元包好放在盒子中,并稱1天后打開盒子就會變成200元,但實際上甲將錢包好放入盒子的過程中,趁乙不備已暗中將100元抽出,1天后乙打開盒子才發現上當。該案例中,盡管乙受騙了,但乙并不具有“自愿”將100元轉移給甲占有的處分行為和處分意思,所以甲構成盜窗罪而非詐騙罪。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詐騙罪中的財物處分人應該是具有處分財產權限、地位和能力的人,如果行為人從不具有財產處分能力的未成年人或是精神病人手中騙取財物,一般不認為是詐騙,而是盜竊。

          (二)與貪污罪的區分

          盜竊罪和貪污罪在通常情況下是不容易混淆的。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兩者又有一些相似之處,在司法實踐中也可能會產生爭議,所以有必要對盜竊罪和貪污罪進行研究區分。為此,下面從犯罪構成中的犯罪主體、犯罪客觀方面以及犯罪客體和對象三個角度來區分上述兩個罪名。

          1.盜竊罪和貪污罪的犯罪主體不同。貪污罪的犯罪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我國《刑法》第93條規定:“本法所稱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中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北I竊罪的犯罪主體按照目前我國刑法的規定只能是年滿16周歲并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2.盜竊罪和貪污罪的客觀方面不同。貪污罪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盜竊罪在客觀方面主要表現為通過秘密竊取的方法取得財物。另外,貪污罪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即便是采用竊取的方式非法占有公共財物,也是以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前提的,這一點和盜竊罪有顯著的不同。

          3.盜竊罪和貪污罪在犯罪客體和對象上不同。貪污罪的客體應該說是一種復雜客體,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公共財物所有權。盜竊罪的客體主要是指公私財物的所有權或他人合法的占有權、持有權。此外,在犯罪對象上,盜竊罪和貪污罪也有不同,盜竊罪的犯罪對象可以是公共財物,也可以是私人財物。然而,貪污罪的犯罪對象卻只能是公共財物,當然這里的公共財物并不僅限于國有財物,因為貪污罪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這些主體完全可能貪污國有財物以外的公共財物。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實踐中經常會遇到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伙同其他非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竊取公共財物的情形。此種案件性質應該由具有特定身份者的犯罪性質決定,即以貪污罪處理,并且對無特定身份者(非國家工作人員)以貪污罪的共犯論處。原因是:在共同犯罪中,各行為人必須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并在此基礎上實施緊密聯系和相互配合的共同犯罪行為。當國家工作人員與非國家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便利,共同竊取公共財物時,該共同犯罪與國家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其特征和性質也主要是由國家工作人員的犯罪性質來決定,非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犯罪行為實質上是一種依附于國家工作人員的犯罪行為。另外,從定罪處罰的角度看,處罰共同犯罪人應該以統一的共同犯罪案件危害性為基礎,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定罪和處罰上的統一和協調。所以,在該種情形下,應該按照貪污罪的共同犯罪來處理。關于這一點,我國刑法也給予了認同,《刑法》第382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國有財物的,以貪污論。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span>   

          (三)與侵占罪的區分

          《刑法》第270條規定了侵占罪。依照刑法規定,該罪的客觀行為主要表現為: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將他人的遺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交出。由此可見,侵占罪適用的對象有三種:一是代為保管物;二是遺忘物;三是埋藏物。實際生活中,侵占罪和盜竊罪有一些相似之處,容易混淆,為了消除疑惑,做到正確定罪量刑,有必要對兩罪進行認真區分。

          區分盜竊罪與侵占罪,關鍵是要正確判斷財物被何人控制以及取得控制財物的方式。具體來說,如果財物不在他人控制之下,而是行為人因為受托保管、撿拾或者偶然發掘而取得對該財物的占有或控制,并且據為己有的,就屬于侵占性質;如果財物在他人控制之下,行為人通過秘密竊取的方式取得對該財物的古有或控制,則屬于盜竊性質。但這里有兩點需要特別注意:

          1.如何正確理解和判斷這里的“控制”。這里所說的控制,是指對財物事實上排他性的持有支配。就控制方式而言,財物的性質、形態、所處地點不同,對財物的控制方式也就會不同。那么在現實中,如何判斷財物是否被控制就成了難點。判斷財物是否被他人控制不可一概而論,而是應該針對不同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本質上說,對財物的控制實際上是一種客觀的作用力和支配力,并不是一種主觀上的能力,因此,判斷一種財物是否被他人控制,應該主要從是否脫離財物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的支配范圍來加以確定。

          對此,需要綜合考察財物所處的狀態、地點以及一般人的認識等各種因素,例如,甲去乙辦公室取材料,發現乙辦公桌下有一張掉落的信用卡,隨即假裝系鞋帶,將信用卡秘密取走。又如,丙去商店購物,看中一款衣服想要試穿,但由于攜帶的運動包太大無法完全放進試衣間,遂將運動包放在試衣間門旁的椅子上,此時丁路過,等丙進去試衣時乘機將椅子上的運動包取走。上述兩例,無論是掉落的信用卡還是椅子上的運動包,事實上都沒有脫離物主的控制,只是物主由于不小心一時疏于保管,因此,上述案例中的甲和丁均構成盜竊。值得一提的是,判斷財物是否脫離他人控制,除了對財物所有人或相關權利人的控制情況進行考察外,還需要適當考察其他有關人員對財物的控制狀況。換句話說,即使財物脫離了所有人或相關權利人本人的控制,但如果處于其他有關人員的有效控制之下,那么行為人此時竊取該財物的,則構成盜竊。例如,王某乘坐出租汽車去火車站,由于匆忙,下車時將手機遺忘在車里,后張某乘坐該出租車時發現此手機,遂將其偷偷藏于身上,下車拿走。此案例中,手機雖然脫離了物主王某的控制,但實際上仍處在司機(有關人員)的控制之下,張某將其偷偷拿走,應該構成盜竊。

          2.有關侵占埋藏物的問題。我國刑法規定,侵占埋藏物是侵占罪適用的對象之一。但在現實中,對于取得埋藏物的行為,在法律定性上容易發生盜竊和侵占兩種罪名的混淆。對此,需要仔細分析,應當結合埋藏物所處的狀態、行為人取得埋藏物的方式和主觀心態綜合考慮。首先,需要明確埋藏物的含義。這里的埋藏物并不是絕對的無主物,而是所有人不明的財物。具體而言,是指根據埋藏物被他人發現當時的客觀情況來判斷,所有人不明確。其次,埋藏物是否處于他人(如物主)的持有控制之下。根據客觀情況和社會一般觀念來判斷,如果埋藏物處于他人(如物主)的持有控制之下,此時行為人發掘該埋藏物,進而采用竊取手段非法占為己有的,不構成侵占,而是構成盜竊。例如,乙家生活富裕,某日甲被乙雇來種花,在乙家院子里的小花園挖土時,甲發掘一罐錢幣(該罐錢幣由乙收藏并埋于自家花園),甲心想肯定是乙所埋,遂偷偷將其裝入黑皮包中帶走。此時甲并不構成侵占,而是構成盜竊。再者,埋藏物是否被行為人無意間偶然發現?,F實中,如果行為人事前就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尾隨、蹲點等方式,有意識地將他人埋藏的物品秘密取走,就應該構成盜竊,而不是侵占;反之,如果行為人只是無意間偶然發掘他人埋藏的物品,并將其非法占有,拒不交出的,則可能構成侵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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